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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的原型——雁塞“白人岩”探析

admin 未知 2016-09-27 白人岩网:http://www.bairenyan.com/
 
桃花源的原型——雁塞“白人岩”探析


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原型在哪里?至今未有定论。
1995年,香港《大公报》刊登题为《众里寻她千百度,桃源究竟在何处》一文指出:“中国大陆有‘桃花源’十二处,惜皆查无根据”。此话不假。这位作者所到达、所了解的十几处桃花源或以“桃源”自名之地确实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根据了。
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考证真正的“桃花源”在北方,而不在南方。他认为,陶渊明之《桃花源记》,既有寓意又有纪实,作者“写此记时,曾根据所闻的一些实事作为素材,而后加以理想化”。《桃花源记旁证》专就其中“纪实”的部分,论证晋南北朝时代的难民入山、坞堡组织的情况,并进一步证实,真正的“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在今河南或陕西和山西西南部一带),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然而若要具体到弘农上洛,在考实到时空的点上,陈寅恪先生就有不少疑问无法自圆:避兵入山或坞堡组织内的生活是否如“桃花源记”所述?源于南方的“桃花源故事”能否移来推想北方弘农地方的坞堡?逃亡入山,究竟是逃避兵乱还是逃避服役等等?自有不少可推敲、可质疑的地方。但至少“桃花源”在北方的论证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桃花源的原型究竟在北方什么地方? ”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理论作分析,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不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也不是神灵的赐予或某种超然物外的“绝对理念”的表现,同样是客观现实在他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也就是说,桃花源应当是有其原型或模特儿的。至于它在什么地方,这就需要作一番考证和分析。
笔者认为,桃花源的原型应该在一个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地方,一个与战争的人间地狱共生的近在咫尺的地方。这样才具有现实意义;还有考证《桃花源记》的创作过程,不能仅仅从社会环境和作者的个性出发,同时应该研究与作者密切接触、相关一生、并对作者思想有较大影响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综合的较为可信的分析。陶渊明的真正创作缘起,包括《归去来兮》词的创作以及其后《桃花源诗并记》的创作,都与慧远有很大关系。《桃花源诗并记》是《归去来兮》词思想的延续。
在庐山的民间,对慧远送陶渊明不越虎溪、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以及写《归去来兮》词的缘由传说得很厉害。台湾彭楚珩居士认为《归去来兮》词的创作与慧远有直接关系。在《历代高僧故事.慧远大师》中他写道:“陶渊明因为慧远不越虎溪送他,而他又因为公务在身,不能久息东林寺,去和慧远畅谈,都是为了做着彭泽县令的缘故;他觉得:“为着五斗米的俸禄,竟阻碍和高人畅谈,而偏偏要去向小吏折腰,实在是太不值得了。陶渊明就在这样的一气之下,便把彭泽县令的乌纱帽丢了,挂冠而去。据说他那篇千古不朽的名作——《归去来兮》词,就是这一次写成的。”。诚如此,其后创作的《桃花源诗并记》,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思想交锋持续而来的结果。如果说陶渊明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精神文化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颇为突出异质的亮点的话,那么,慧远便是背后无法抹去的光源。这源于陶渊明与“佛”很深的缘分:
陶渊明从一出生就是与佛是有缘的。大约在公元364年, 慧远的师兄慧永初来庐山,想在庐山建一寺院,他看中了属于陶家的那座山坡(也是就现在庐山西林寺所在的那一片山上)。于是他找陶渊明的父亲陶逸和陶渊明的八叔公陶范(当时陶范在浔阳当县令),慧永费尽心思使陶范同意让地给他,最终在这儿建成了西林寺。新编《九江县志》有一段简略的记述: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光禄勋寻阳陶范(陶侃第八个儿子)幕永清声,助其建寺,初赐号太平兴国乾明禅寺,后改西林。慧永曾说过的一句话:你舍佛一块地,佛回报你家一尊金刚。就在慧永的西林寺刚开始兴建之际,陶逸的妻子孟夫人顺利分娩,产下了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陶渊明。因此,陶渊明与“西林寺”之间有一种“人”与“物”的因果报应关系,我们看到西林寺,就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而看到东林寺,就看到慧远的影子,正是以“西林寺”为纽带,陶渊明与慧远有一种宿命的历史无法隔裂的关系,当然公元392年二人合建“潜慧寺”(《秀溪陶氏族谱》载)也是他们关系非同一般的有力证明。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422年,那年他58岁,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老百姓或战死于沙场,或饿死于逃亡,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人们诅咒战乱,诅咒君权吏虐,诅咒苛捐徭役,渴望能有一方安居乐业的净土,这便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他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这便是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诗并记》的因。慧远大师以“净土宗”为“果”,而陶渊明以《桃花源记》作为“果”来回应。慧远大师与陶渊明的关系就是“净土宗”极乐世界与“桃花源”理想社会的关系,就是佛教与儒教的关系。 
《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理想社会不可能是陶渊明亲眼所见的。可能是他“从慧远所闻、从庐山所见、从田园所感”糅合而成的产物。下面简要作一分析:
所闻: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仔细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的无神论者。相传慧远大师结白莲社时.豪门显宦出身的谢灵运要求加入,被慧远婉拒,而他同时又亲自写信邀请陶渊明。陶令听说白莲社戒酒,回信说:“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焉。”慧远居然破例备酒相迎,这个故事流传得很远很远。然而这只是佛教对儒、道的宽容,而在关键时刻,陶渊明却不能与佛教同道。从慧远集合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建斋立誓共期死后往生西方净土时,刘遗民多次招劝渊明入庐山皈依佛教,而渊明作《和刘柴桑》诗以未忍割舍亲旧婉拒其招劝(403年之后数年间)一事看,陶渊明确实是不信佛的。因此,传说的“虎溪三笑”也只是佛教对儒、道的包容,而不是儒、道对佛教的包容。既然如此,儒、释、道三家在一起会有共同语言吗?“虎溪三笑”发出的是真诚的和谐的笑声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山水文化。东晋时代,是一个对自然山水觉醒的时代。而慧远对我国山水散文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被史学界定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山水游记名篇。极具魅力的自然景观,成为慧远、陶渊明、宗炳、陆修静、谢灵运等名人共同谈论的话题。不仅谈论庐山,更为重要的是,慧远大师晚年有极浓的雁门情节,非常有可能他常常把雁门一带的景色、见闻挂在嘴边,津津乐道。那么,慧远年轻时候亲自在家乡雁门开辟的说法道场——白人岩成为陶渊明“虽不能去,心向往之”的圣地也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对于慧远来说,庐山就是白人岩白人岩就装在大师的心中。
这有事实为证:白人岩有个桃渊洞,庐山也有个桃花源,白人岩有个香炉峰,庐山也有个香炉峰;白人岩有个说法台,庐山也有个说法台;白人岩有个老虎垴,庐山也有个老虎垴……甚至在庐山西林和东林之间有仿照家乡修建的雁门街。人到晚年,思乡情切,甚至在他圆寂后,神灵还光顾了白人岩。《莲宗十三祖》里有一段记载,说大师在庐山圆寂的那一天,大师的精神飞回到了他50多年前修行过的白人岩。当时的主持正在灯下读经,油灯忽闪忽闪熄灭,大师手持莲花站在了主持的面前。主持大惊,正要叩拜祖师,大师已飘然而去。所以,我们推想,很有可能,上面提到的庐山这些风景区都是慧远大师边与陶渊明等讲述白人岩景色,边欣赏庐山风光时而即兴命名的。而且是先有白人岩景点名,后有庐山景点名。那么,大师究竟讲白人岩的什么呢?我们知道,白人岩在不可考的年代就有白谷仙人的传说,此白谷仙人是否与唐贞观年间戴孚所作的《广异记》里的《秦时妇人》相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笔者推想,也许东晋时,在雁门一带类似《秦时妇人》的传说已有不少,只不过这个传说一直无人用笔记载直到三百多年后的唐朝。所以很有可能,慧远是以“世外桃源”的意境来描述白人岩的。而事实上,白人岩也确实是一个福地洞天的桃源形象。
此外,陶渊明、刘遗民和周续之被称为“浔阳三隐”。他们三人的关系是较友好的,当然,他和刘遗民的过从要密切一些。就是陶渊明对周续之虽有微词,但仍属善意的关心。“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谢诸子。从我颍水滨。”可以看出陶渊明宽于待友的情怀。周续之也是山西雁门人,与慧远同乡,周续之是否也与陶渊明谈起家乡的白人岩?当然,还有慧远的弟弟慧持。无论如何,在陶渊明身边有三个雁门人,不能不在陶渊明心中引起一种震撼,留下深刻的烙印。所以产生“探究雁门白人岩,分析雁门人特点”的雁门情结也在情理之中。
 
所见:
     庐山有个康王谷,为庐山最大之峡谷,长12公里,向东北伸入庐山内腹,康王谷有个桃花源,雾绕云遮,桃林沿溪、小桥流水,田园阡陌、村舍俨然。陶渊明去东林寺与慧远大师交往必经康王谷。因此,他对康王谷中的地理环境,风情史传十分熟悉和了解。而这里的地理环境和风情史传又同《桃花源诗并记》的意境很相近,因此有人说,陶渊明以庐山康王谷作为文化背景,创作的《桃花源记》。虽有一定道理,但却不知慧远大师讲述的“白人岩”在陶渊明心中形成烙印在先,康王谷所见在后。还有康王谷只是自然环境的形似,却并没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神似。我们知道,全国有30多个地方都在“据理力争”为桃花源的原形,比如湖南湘西常德桃源县;四川酉阳县桃源洞;福建龙溪有桃源墟,武夷山有桃源洞;江苏泗阳有桃源驿;安徽也有桃花源;浙江天台亦有桃源洞;山东曹县有桃源集;湖北竹山县武陵峡桃源村,还有云南、贵州乃至东北也有以桃源命名之所在。真可谓“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然而真正神似的却没有。若只是自然美景的相似,而没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神相通,那么都是不足为证的。
所感: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仓促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僻野。
不可否认,在庐山,陶渊明与佛教徒的思想论争一直存在。陶渊明受中国宗法家族文化传统影响太大,不相信因果,肆意饮酒,虽然慧远大师近在眼前,却最终不明佛法真谛。 渊明《和刘柴桑》、《形影神并序》是回应或包含回应庐山佛教的文献。但隐居田园后,尤其是在慧远大师圆寂后,慧远慧持、周续之他们讲述的雁门白人岩“仙乡”景色以及庐山康王谷的桃源美景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结合自己家乡田园生活悠然自在的乐趣,三者共同孕育出一个美好社会的胚胎,公元422年,也就是慧远圆寂6年后,陶渊明笔走龙蛇挥就骇世杰作《桃花源记》。陶渊明以小说笔法描绘田园理想,以表述他对田园的深情与思考。《桃花源诗并记》,以人间性、道德性的社会理想回应超生死、超自然的净土理想。但是,在文化因素,渊明并不排斥来自佛教的启发影响、借鉴作用。渊明创造桃源社会理想,即是承受了佛教净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思想,涵有念佛修行以净化人心世道的意义,此则与《桃花源记并诗》的思想并不矛盾。

因此,《桃花源记》应是陶渊明站在儒家的立场,以雁门白人岩、庐山康王谷、与家乡田园完美结合而产生的。而它的最早原型或者说“根”却在山西代县雁门关附近的白人岩。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论证:
第一、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为白人岩成为《桃花源记》最早原型提供了可能。首先他把范围缩小在北方。尽管有反对北方论者认为干枯的黄土峡谷,与《桃花源记》“良田、美池、桑竹之胜”的描写不相宜,但汪荣祖先生据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指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气候变化情况,可能影响到植物生长问题。而且,雁门一带常战乱,尤其明朝的“烧荒”和“移民屯垦”,使长城以内森林植被惨遭破坏。因此,当时雁门一带究竟是什么景象,我们真还说不清。其次陈先生还说“写此记时,陶渊明曾根据所闻的一些实事作为素材,而后加以理想化”。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上面笔者对陶渊明在庐山时,从慧远大师、周续之的“所闻”也是完全有道理的。笔者认为,那种“创作原型必须是作者亲眼所见而且熟悉的地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代县白人岩有桃源洞和聚仙洞。桃源洞在白人岩的西山腰间,站在入山口便可看见。在白人岩景点宣传单上写着,“白人岩因何而得名,鲜为人知”。其实,白人岩桃源洞就是《桃花源记》的模特儿,这里曾为古代避兵之所。“桃源洞”的得名应从慧远始。观洞周围,山桃翠绿,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翠鸟啾啾。山洞口窄内阔,溪流潺潺,给人以神秘之感;聚仙洞又名万人洞,位于入山口西北山腰间,相传在慧远建寺以前,这里就是仙家的乐土。每逢初一、十五,附近百姓常能看到有身形异样之人穿梭于洞中,特别是晚上,洞里还有灯笼摇晃,有好奇者曾到洞中察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人们认为看到的是神仙,故将山洞称为聚仙洞。在抗战时期,附近村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到白人岩洞内藏身,奇怪的是,凭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却也都能容下。据说,从来没有满过,于是万人洞之名不胫而走。桃源洞和聚仙洞的意境和传说,与《桃花源记》的描述颇有相似。
    第三,桃花源原型所在地应当是入口处极窄,其内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白人岩与《桃花源记》中所记相符。就这一方面而论,凡到过白人岩者,自然会感受到这一明显的特征。俞孔坚先生认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仙境神域有昆仑、蓬莱、壶天三种模式。壶天模式则突出四壁回合的围护和屏蔽特征,并以狭小的豁口(即壶口)和阔大的壶腔为鲜明特点。白人岩便是典型的壶天模式。从两山相交的极窄处进入,其内豁然开朗,两侧山势奇特,峰岚秀丽,香味散谷,绚丽多彩,清凉幽静,环境十分优美。在山外根本不知其内别有这样一方隐蔽之地。正如《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山有小口…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一样。 
    第四,桃花源原型所在地,当有淳厚的民风和避战乱的史传。就此而言,雁门关的“白人岩”同《桃花源记》之记述相符。首先雁门一带自古是和亲的策源地,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孝风浓厚,民风淳朴,在经历战争的洗礼中,更加重视文化的发展和和谐相处,受佛菩萨眷顾,“白人岩”风调雨顺,一片宁静祥和的气象。这与《桃花源记》的记述是和谐而相吻合的。还有白人岩秦、晋、唐、宋、明、清时历来是避难之所。这从清代文人留下的“险设重关此避兵”、“圣代久经戎马息”等诗句中可以看出。
第五、有史实为证。在《太平广记》第一卷·卷六二中有《秦时妇人》一文,《秦时妇人》最初出自《广异记》,系唐朝中期戴孚所作。原文如下: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
    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
 
笔者分析,要在雁门山寻找这样一个处所,那非“白人岩”莫属了。更何况白人岩历来就有“白谷仙人”的传说。在2003年7月22日的《朔州日报》上,张宝国同志写了《雁塞亦有“桃花源”》一文,也讲述了《秦时妇人》一事。撇开《秦时妇人》的文学意义姑且不论,笔者认为它起码包含了这样一些信息:一是此地历来是逃难者的避难所;二是蒙恬也可能征调过妇女在雁门关一带修过长城;三是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记述的“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相类似。结尾“后遂无问津者。”与“则迷不知其所矣。”基本相同。
有人说,《秦时妇人》的创作比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晚了三四百年,系仿陶之作。作者并不这样认为,魏晋之后,佛道盛行,志怪小说、仙乡故事纷纷出笼。太平广记一书收录了近五十篇的仙乡故事,但是并不收录《桃花源记》。再说,如果是模仿,为什么偏偏出现在慧远讲经说法的雁门山中白人岩呢?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这是一种因果的循环。那就是先有了《桃花源记》的原型“白人岩”,再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桃花源记》又反过来辉映到发生在“白人岩”的《秦时妇人》。形成了一个“圆”。最终的结果,后世人明白,雁塞确有“桃花源”,这“桃花源”不在别处,就在慧远大事开创的“白人岩”。也许慧远大师对陶渊明的影响也只有这一点痕迹了。如果连这点都没有了,我们真该怀疑“虎溪三笑”的和谐了。
第六、桃花源的原型应该是一个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地方,白人岩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桃源”究竟是“仙境”,还是人世?唐宋以来,成了一个聚讼纷云的问题。唐代王维、韩愈、刘禹锡都把“桃源”看作仙境,王维说:“初因避地去人间,更向神仙遂不还。”韩愈则说:“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禹锡说得更玄:“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宋的王安石、苏东坡则把“桃源”看作避乱的“圣地”。王把山中人比作“商山四皓”,苏则说:“世传桃源事变迁”。后来的看法,大致近似。近代的梁启超认为“桃源”是东方的“乌托邦”。当代的陈寅恪则称:“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也。”。因此,在战争不断的古战场而找到一个“桃花源”更具有避乱的现实意义和惊奇效果。雁门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发生在雁门关一带的战争一共有1500多次。三国两晋都是乱世,北方少数民族大举突破雁门关南下,才有近400年的“五胡乱华”,陶渊明、慧远生活的东晋时代,中原汉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雁门关附近,更是战事频发,这里人民渴望和平、祥和的心尤为强烈。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块充满杀戮气息的地方,还真有一个“世外桃源”、“人间天堂”——白人岩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四次印刷)第2545页有“雁门”一词,解释是:“以佛曰雁王,故佛门曰雁门”。原来,“佛门”又称“雁门”。看来“雁门”与“佛门”的关系真是说也说不清。佛菩萨总是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在最需要佛法的边关战场,人们渴望的“世外桃源”白人岩诞生了。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净土祖庭白人岩就在兵家必争的古战场雁门关附近,雁塞亦有桃花源时,你一定不要惊奇。正如代表佛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样,“世外桃源”不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就在充满血腥味的战场的边缘。或者,更进一步说,就在人们心中。只不过,陶渊明不信佛,而把其“形”移植到江南田园罢了,而其“神”仍在与雁门关近在咫尺的白人岩,这里才是寓意和写实相结合、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那种一味追求自然景观的形似,而忽略其神似的炒作做法,不仅为专家学者所不屑,也是不能被大众接受的。( 赵尚先修改于2009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