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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评传》第一章从雁门到许洛

admin 未知 2016-10-11 白人岩网:http://www.bairenyan.com/
 
三、求志与求道
据《高僧传》本传记载,慧远“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②。虽然结局是因客观条件而“志不获从”,但从景慕范宣子其人,可以推测青年慧远的某些志趣。
首先,慧远企望与范宣子达成的关系是“共契嘉遁”。所谓“嘉遁”的观念,源自《周易》。《易经》遁卦九五爻辞为:“嘉遁,贞吉。”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③那么,慧远此时向往的是做隐居以正志的人。
慧远“欲渡江东”,固然是迫于北方生存环境的恶劣,当时的江东属于偏安一隅的东晋治下,存身的社会条件优于北方。然而在这一求生的现实需要之中,更寓有其求志的高远理想。他对范宣其人,可说是未谋面而致敬。关于范宣与慧远的年龄差距问题,由于没有留下范宣生卒年的任何记载,因而引起学者的不同推测。许理和认为,范宣不会比慧远年长多少,即慧远在公元354年想去跟随他时,范宣也还不过是与慧远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如此推测主要是依据对《晋书·儒林·范宣传》中如下记载的独特理解:“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年五十四卒。”①即认为公元376年以后,范宣和范宁在江西地区致力于复兴儒学经典,因范宣享年五十三岁,故断定“范宣一定死于公元4世纪末以前”②。但这种理解未必十分妥帖,因为从叙事方式上说,本传中的范宁事迹是一种插入型的叙述,旨在表明二范对江州经学学风培养方面的贡献,至于二范在时间上的关系,则不必是同时的,更可能是宣在前宁在后,所以不能由此认定太元年间范宣仍在世。塚本善隆则认为,范宣比慧远年长二十岁以上,大约与道安年纪相近③。这种推测比较可信。这里还可以提供三点佐证:一是《晋书·范宣传》载“太尉郗鉴命为主薄,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郗鉴任太尉始于晋咸康四年(338),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据此姑且将范宣被郗鉴任命主薄诸事系于此年。此年慧远五岁,虽不能确定当时范宣的年龄,但一定已成年。二是史载范宣谢绝豫章太守殷羡等人的资助,殷羡任职豫章的时期,据《世说新语·任诞篇》“殷洪桥作豫章郡”条余嘉锡笺疏引程炎震曰:“作豫章未知何时,盖亦成帝时。”④按成帝在位的下限是公元342年,若即使以此年看,范宣定不会是与慧远年纪相仿的八岁孩童。三是史载戴逵师事范宣于豫章,娶其兄女为妻,虽确切年代难定,但《东晋文艺系年》也姑系其事于晋永和四年(348),其时戴逵当婚娶之龄,按一般情形推测,范宣应当年长一辈。那么范宣与慧远的年龄差距是肯定的。

 
南方的范宣,为什么能声名卓著,甚至远播北方呢?《晋书》本传称其“少尚隐遁”,他的一生表现出高尚其志的隐者风概。魏晋以来社会上希企隐逸的思想风气有助于传播隐遁者的美名。另外,他“以讲诵为业”,复兴儒教式的乡学,而门徒中又有戴逵这样喜交高门名流的人士,也有助于在上流社会加大知名度。以戴逵为例,景仰范宣之情十分恳切,他是谯国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①,“不远千里”来到豫章,从学期间对老师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范读书亦读书,范钞书亦钞书”②。据《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晋安帝纪》,戴逵“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③。所谓“高门风流”,实指当时最能担当流行文化和引导舆论走向的人士。戴逵的交往经历对传播范宣的名声,可能也是相当有作用的。这些都可以反映慧远在二十岁前后遥知范宣之名的文化条件。
范宣的为人能够吸引慧远的,首先不得不提到其“隐遁”之志。应该说,以隐遁为生活方式的人,自东汉以来大量出现,范晔《后汉书》把其中的代表者们写入《逸民列传》①,从而开创了这一独特的类传方式而为后代史家所效法,表现出史家的敏锐。范晔在《逸民传序》中将诸多隐者的动机析为六类:“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②由此可知隐者的心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关于范宣,《晋书》将他列入《儒林传》,但他的生活方式称得上是一位隐遁之士,本传载其“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殁,负土成坟,庐于墓侧”。魏晋以来,因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家思想的抬头,以隐逸为高的意识不断强化。同样是希企隐逸,若能保有躬耕畎亩的实践精神,则隐居本身较富于人伦意义。如东汉末年的胡昭“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误”③;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④。在道家式的隐遁生活中却可实现读经、养亲等儒家式的人伦追求,这种情形正如西晋高士皇甫谧所谓“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⑤。由于是许多人所不能轻于尝试的生活实践,“甘心畎亩之中”(《后汉书·逸民列传序》语),就表现出是靠意志力完成的节概。若是一味追求心灵的玄远放逸,以超脱的人生态度应付世俗生活,那么隐逸也可能成为某种精神上的奢侈品。最极端的例子要算石崇了,其《思归引序》曰:“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南别业。”①本来,正如《抱朴子·逸民篇》所谓“山林者循德以厉贪”②,隐者的生活是有激而然,并以有所不为而成其清高,但随着玄学重“意”的思想方法的流行,隐逸的形态变得无所不可,这正如王瑶所论:“现在既然隐逸的目的即在于隐逸本身的意义,则只要能‘得意’,即使身在朝市,也可不失为隐逸了。魏晋玄学重意的理论,其势必然要发展到这一点,于是就有所谓朝隐的说法了。”③这时的隐逸,与其说是为了求志,更不如说是肆情了。由于隐逸形态的分化,“躬耕”的生活方式大概最足以标志隐士矫厉抗俗的品格。
范宣作为隐遁之士的形象,体现出不慕荣利的清风峻骨。他不但谢绝太尉郗鉴以及朝廷提供的禄位,而且安于贫俭的生活,不接纳地方官的资助,《晋书》本传载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庾爰之以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另外,在《世说新语·栖逸篇》中,还录入他的一则逸事:“范宣不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④表现出辞绝世俗荣利的坚决。与此相应,他对于情趣相投的隐士则乐意交接,隐士戴逵从千里之外来豫章师事范宣,范宣出于喜爱而将侄女许配给他成亲,成为一则隐士结缘的佳话。

 
一般说来,魏晋隐逸风尚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学术思想背景,即深受玄学的影响。如同王瑶指出:“玄学标榜老庄,而老庄哲学本身就是由隐士行为底理论化出发的。”①那么,就范宣而言,作为其隐逸行为的思想基础,似乎应主要出于老庄哲学,但令我们觉得诧异的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首先,范宣因“博综众书”,自然熟悉道家典籍,据说在一次聚会中,众人不知“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一语的出典,他却轻松地指出此语出自《庄子·至乐》。然而,史传载其“言谈未尝及《老》、《庄》”,这表明他对老庄思想持有审视乃至批判的态度,更确切地说,是对流荡 不已的玄学风气甚为反感。他所做出的姿态是一以儒学为归宗,这在当时颇有不合潮流的意味,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过分。地方官庾爰之向范宣的发问就是生动的一例。
《晋书》本传载,庾爰之问范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范宣的回答是:
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庾爰之其人素以谈锋锐利见长②,清谈社会欣赏语言机辩之才,据说他“少有佳誉”,可能就与其口才有关。《世说新语·排调篇》记录了他与孙放之间唇枪舌剑的交锋,即他趁谈笑之机对孙放说:“诸孙大盛,有儿如此。”表面上是恭维对方家族人才辈出,其实因句中犯了孙放父亲孙盛的名讳,故意让对方难堪。①而孙放也机敏地用同样的手法加倍地给予了还击。从庾爰之向范宣的发问来看,其实问题也是相当尖锐的。范宣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答话中并不绕开儒学衰弊的命运,以示自己的追求超越于汉代统治者纳入利禄之途的经术;他对崇尚放达的玄学颇为不屑,以表明自己“太儒”的正大。在玄风大盛的当时,能作出如此声明,确实是十分超卓的。
范宣对玄学流弊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晋初效慕老庄的放达之士,以所谓“八达”为代表,《晋书》卷四九《光逸传》载:
逸字孟祖,……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胡毋)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作为“八达”遁于饮的前导,必数好酒的刘伶,《晋书》卷四九本传称他“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可见是一个庄周之徒。玄学向“放情肆志”方面的发展,往往会遭到有儒学倾向的人士的批评,例如,《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晋阳秋》载陶侃戒其士吏曰:“《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以撰《春秋谷梁传集解》而享誉儒学史的范宁,也指责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①这里用“浮华”或“浮说”来形容道家之学,触及玄学清谈之风的某种实质性问题②。范宣的言谈“不及《老》、《庄》”,恰能表明他厌弃浮华,崇尚笃行,难怪这时的范宣更愿意以彻头彻尾的儒者自居。从这里也许不难看出,像范宣这样朴素的隐者,其实也在儒家思想中汲取着固志的力量。其超然世外、不慕荣利固然是道家式的情怀,但躬行不殆、正心持志又更像儒家的情操,也许这两方面本来就是不难统一的。慧远最终没有成为范宣式的隐者,但他崇信佛教之后,持守“方外之宾”的节概,这种人格形态中其实也呼应了范宣式的高风亮节。 
范宣的学养体现为“博综众书,尤善三礼”,这与慧远游学许洛时期学问上的兴趣,亦颇相契。这种学养上的投合,可能也是他向往豫章之地的一个潜因。从两人各自的生命方向来看,有一点不无相似,即学问上的造诣旨堪任师表。范宣在豫章兴办家塾,培养有儒家学养之士,对于江州地区经学风气有开启之功。继范宣之后,范宁于太元年间(376-396)在豫章任太守期间“大设庠序”、“课读五经”,“远近至者千余人”①。二范对于这个地区学术传统的建设有独到的贡献。②戴逵就是范宣弟子中的一个代表。戴逵与慧远后来也有文字之交以及信仰问题上的切磋,戴逵作《释疑论》送给慧远,庐山教团中的周续之因之作《难释疑论》,慧远并有《三报论》之作。周续之则是范宁办学的受益者中的一个代表,史载他“年十二诣范宁受业,通五经五纬,号十经,同门推为颜子”③。后来他成为慧远莲社中的高贤,有《诗序义》等解经之作④。而慧远于庐山弘教,在僧俗中享有极高威望,这与他的学养中深于儒学、并能应接江州人士及外来从学者的经学需求也大有关系。《高僧传》卷六本传载:“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当时的东林寺对于传承儒家经学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慧远一系的人士此后与豫章一地发生联系的,有慧远胞弟慧持应范宁的邀请,前往讲佛经。《高僧传》卷六《慧持传》载:“豫章太守范宁请讲《法华》、《毗昙》,于是四方云聚,千里遥集。”可见范宁对乡学的创建中还包括利用庐山的佛学条件传布佛学⑤。有趣的是,范宁在回答王■“远公、持公孰愈”之问时,对两人的评价是:“诚为贤兄弟。”可见对慧远兄弟的为人颇多了解。只是四世纪末范宣已谢世,否则慧远入庐山后应能有机会与青年时代的敬慕者发生种种联系。
总之,南方的范宣之所以曾大受身在北方的青年慧远的倾慕,不是偶然的,体现着慧远的人生追求的方向性。其中所潜藏的正志抗俗、“弘风阐教”的宏愿①,后来在其佛教事业上更为明朗化了,也得以充分实现。由此也说明,慧远人格志趣的形成,与隐逸文化乃至儒家文化深有联系。
在许洛游学时代,同学者之一为范阳卢嘏。卢氏是中原的名族,卢嘏的祖父卢谌,字子谅,出仕西晋,好《老》、《庄》之学,但西晋王朝分崩离析后,先后寄身于各胡族政权之下,最后被石虎所得,任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据《晋书》卷四四本传称:“值中原散乱,与清河崔悦、颖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可见虽任要职,但内心颇感耻辱。石虎死后,后赵内乱,石虎养子冉闵诛杀石氏,卢谌因之遭杀害,时当慧远十七岁。卢氏家族的遭遇,也是残留于北方的名族之家不幸命运的一个缩影。本来,卢谌有较好的道家学养,在他存世的诗中,如《时兴诗》有“形变随时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之句②,词汇和归趣都是道家式的。田余庆指出:“卢谌好庄老,擅书法,善属文,反映卢氏家族业已完成从儒学向玄学的转变。”①作为一种家学素养,也许其孙卢嘏也擅长领会《老》、《庄》之学,因之与“尤善《老》、《庄》”的慧远可能是志趣相合的学友。不过,卢氏家族“似向着道教信仰倾斜”②,卢嘏渡江南来后“大概也是从事道术活动”③,其子卢循更以道教首领身份,与孙恩等人乘时起兵反叛当权者。当卢循于义熙六年(410)从广州发兵进据江州途中访问身居庐山的慧远时,慧远以优容的态度接待了他,其中也许有着对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学友情缘的缅怀吧 。离乱之世促使宗教更深更广地在现实中生根,不过,就个人而言,由《老》、《庄》转向道教还是转向佛 教, 将因各人的身世际遇等而显现不同的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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