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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评传》十一章 慧远的当世形象与后世影响

admin 未知 2016-10-11 白人岩网:http://www.bairenyan.com/
 
第十一章 慧远的当世形象与后世影响
慧远生前就在相当广的空间范围内享有高名,《高僧传》本传在两处叙事中特别提到这点,即因他传布佛教经论之功,以至“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又从他受后秦君主姚兴钦重,请撰《大智论序》,以见“其名高远固如此”。慧远的种种功德、言论以及蕴蓄其中的人格光辉,如谢灵运所预示的,在其身后“千载垂光”①,更成为某种精神的资源,随沾溉者的汲取引发而显现出其特有的激励作用。
一、“众美合流,可久可大”
作为慧远生前“化兼道俗”的持续,他逝世之际获得了当世名笔为之制碑作铭,是其深受道俗景仰的一个表征。《高僧传》说“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南阳宗炳又立碑寺门。”①又据《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知张野撰有《远法师铭》。谢灵运还撰有《庐山慧远法师诔》,其序曰:
昔释安公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悦,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俯传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高度赞扬了慧远弘法求道的功绩。作为道安最优秀的弟子,慧远在追随师门时,早已被老师慧眼看出:“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②他毕生的功业果然不负乃师厚望,其“嗣沫流于江左”,既是对道安事业的继承,也意味着对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一种推动。
谢灵运用“五百之季”的时间提示,也是耐人寻味的,这固然意味着慧远生活的时代上距佛教初传中国已五百年①。但除了显示自然的时间流程,“五百”这个年数在中国意识中还暗示绍圣继统之意②。谢灵运将慧远在庐山的业绩看作是对“舍卫之风”与“灵鹫之旨”的直接继承,并特别赞叹其“洋洋乎未曾闻也”。究竟慧远以怎样的襟抱和举措,使得他主持下的东林寺带有一种难能可贵的高远气象?在诔文中谢灵运提到如下的做法: 
旧望研几,新学时习,公之勖之,载和载辑。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禅众,亲承三昧。众美合流,可上(一本作“久”)可大。慧远既能“旧望研几”,即对于旧有的经典有深微的研究,又能“新学时习”,即以开放的态度和虚怀对待佛学新知,并通过与鸠摩罗什等外国法师的交往,接纳各种佛学新视野,这样才形成“众美合流,可久可大”的局面。
谢灵运素以文才知名,《宋书》本传说他“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在佛学方面,他也颇以有灵根悟性而自许。慧远超卓的一生有谢灵运为之“铭其遗德”,诔主生平的不凡与撰稿人笔力的不凡,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交相辉映的结合。尽管后世人并不能完全首肯谢灵运对慧远的评价资格,但他所指出的慧远对“众美合流,可久可大”之境的追求,确实触及慧远佛学风貌乃至人文气度的某种引人注目的特色。
首先从佛学上看,慧远在佛教的传播与吸纳方面,颇具和合包孕的姿态,这从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以及中国佛学发展的需要看,仍是有其积极作用的。由于他向南方引入“葱外妙典、关中胜说”之功,曾使得“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①。随着佛教大小乘经论多渠道地进入中国,外来佛典或外来学僧所属门派系统的差异变得容易激起纷争,发生在长安的鸠摩罗什门下与觉贤的矛盾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慧远对这一事件的调解,可谓代表了中土僧人合乎时宜的态度,即以平和宽广的接受心态,尽量利用佛教传入的各种人事条件,广泛了解佛教旧典新知。慧远所表现出的“新学时习”的态度,相较于传统的“温故而知新”的学问方式而言,显然更富于趋新的意味。这种态度不仅有利于他本人的佛学思辨克服保守性,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佛学新思维的产生。在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外来经籍的传入和译介有繁密的频度,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求法的两种途径,都到了新的收获期,另一方面,中土的佛学理论也酝酿着新的突破。在这一过程中,慧远倾注于“新学时习”中的巨大热情,必然可以促动人们对各种佛学新颖知见的开放心态。
其次从人文气度上看,慧远的一生体现出某种包罗众象的大家风范。在一般情理上难于相兼的一些素质或造诣,他可以并存于一身,例如他既投身于一种外来信仰,又堪任儒典经师之职;既是坚定不移的隐居者,甚至“影不出山”,又能不失时机地引导佛学新潮流的走向;既富于士流所倾心的清谈玄辩之才,又开启了一般民众乐于从事的念佛捷径;既饱含儒家式的普世与自律激情,又深具道家式的由精神与清高趣味。凡此都说明,中国传统的睿智与外来的新学,是如何丰厚地成为慧远人品与学品达成的资源。这种中古式的宏博之才,往往有其倍受后人景仰的魅力。对慧远在人际交往上的既特立独行又游刃有余的风概,北宋明教大师契嵩所作的评价最有概括力,其《题远公影堂壁》曰:
予读《高僧传》、《莲社记》及九江新旧录,最爱远公,凡六事,谓可以劝也,乃引而释之,列之其影堂以示来者。陆修静异教学者,而送过虎溪,是不以人而弃言也。陶渊明耽湎于酒,而与之交,盖简小节而取其达也。跋陀高僧以显异被摈,而延且誉之,盖重有识而矫嫉贤也。谢灵运以心杂不取,而果殁于刑,盖识其器而慎其终也。卢循欲叛,而执手求旧,盖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对不屈,盖有大节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义而避疑,好名而昧实,党世而忍孤,饰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为贤者师,肯以片言而从其人乎?孰有夙禀胜德,为行耿洁,肯交醉乡而高其远乎?孰有屈人师之尊,礼斥逐之客而伸其贤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与于教而克全于终乎?孰有义不避祸,敦睦故旧而信道乎?孰有临将帅之威,在杀罚暴虐之际,守道不挠而全节乎?此故远公识量远大,独出于古今矣。①极为叹赏慧远的“识量远大”。这里所举到的慧远与陆修静、陶渊明的关系,似乎特别能表现慧远对“异量之美”的雅量。 
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慧远与陆、陶的所谓“虎溪三笑”之故事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这一故事流传广远,还远达域外。现代的实证学的研究结论认为慧远与陆、陶不可能有如此交往,那么“虎溪三笑”作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但即使是后人的虚构捏造,其所构想的内容在反映慧远善于博取众长上,却有某种触及人物精神特质的“艺术的”真实性 。 黄 庭 坚有 《戏效禅月作远公咏》一诗,其诗序曰:
远法师居庐山下,持律精苦,过中不受蜜汤。而作诗换酒,饮陶彭泽;送客无贵贱,不过虎溪,而与陆道士行,过虎溪百步,大笑而别。故禅月作诗云:“爱陶长官醉兀兀,送陆道士行迟迟,买酒过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师如斯。”故效之。在黄庭坚看来,慧远一方面无疑是“持津精苦”者,《高僧传》本传记载他甚至到了临终奄奄一息之际,为了能否饮蜜浆的问题,让精于戒律的法师“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而另一方面又有颇为洒脱不羁的行迹,无论是满足陶令的爱酒欲,还是送陆修静过虎溪,正如贯休诗所谓“买酒过溪皆破戒”。似乎愈是能将难于统一的事情兼备于一身,才愈像是慧远这个人。黄庭坚的诗从慧远“邀陶渊明把酒碗,送陆修静过虎溪”而发现其特有的胸襟:“胸次九流清似镜。”①也就是说,真正的宽博与原则是不矛盾的。 其实对慧远而言,邀饮过溪的事态未必然,恐怕是被后人传奇化了,而“胸次九流清似镜”的识量则又何必不然呢!这也可作为慧远具“众美合流”之潜质的一个佳妙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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