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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的诗文创作》目录

admin 未知 2016-09-28 白人岩网:http://www.bairenyan.com/

摘要:慧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特立独行的高尚人格和对佛教的执著信仰,赢得了帝王大臣、隐逸士人和沙门诸僧的尊敬与支持,他对政治的疏离,强调了佛教的独立性,他的文化学识吸引了隐士阶层,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庐山地域“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慧远及其弟子不仅专注于佛教,而且还热衷于诗文创作,他们的诗文创作对山水诗的形成及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慧远营造的庐山地域“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为湛方生、陶渊明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大的背景。虽然现有的资料无法证明慧远曾与湛方生、陶渊明有过直接交往,但是他们的诗文主题却有很大的一致性,并且,慧远与陶渊明在生命感悟上也表现出貌离神合的一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遗世弃荣”文化氛围的形成

第一节东晋政治与佛教的发展

第二节慧远和“遗世弃荣”文化氛围的形成

第二章慧远与僧俗弟子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慧远和僧俗弟子的诗文创作情况·

第二节慧远和僧俗弟子山水诗歌的艺术特征及情感特征

第三章“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与陶渊明、湛方生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湛方生、陶渊明诗文创作与庐山地域的关系

第二节湛方生、陶渊明“遗世弃荣”的诗文主题

第三节“遗世弃荣”的生命感悟

参考文献

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的诗文创作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把东晋文学的研究重点投放在陶渊明身上,随着对东晋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东晋的玄言诗,对玄言诗的形成、内容和艺术成就给予了客观的阐述和评价。同时一些学者还注意到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形成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样,就极大的丰富了东晋文学的内容。

但是,除此之外,东晋佛学的兴盛实际上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僧人慧远,他以渊博的文学知识、高尚的人格以及精深的佛学造诣,吸引了众多的知名士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即“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而近百年来对慧远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第一,对慧远的佛学思想的研究,比如赖功欧、余悦《慧远佛学的“寂智论’夕》(《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n),姜元奎、谢路军《慧远念佛思想特色探究》〔《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4卷第4),李承贵《文化视域中的慧远报应思想》(《燕山大学学报》2002

年第3卷第3)等等,他们都是就慧远佛学思想的某一方面展开论述的。第二,强调慧远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有郭晓东的《佛教传入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儒佛关系的调和》(((研究生论坛))),杨曾文的《为协调佛法与王法立论》(((佛学研究》),贾发义的《浅论释慧远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等等。由上可知,对慧远的研究集中在其佛学思想,和他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上面,但同时也有些学者看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

曹虹的《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文学遗产》2001年第6)集中考察了慧远弟子群的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一群体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最后论述了慧远的文学观。李漠润《东晋诗僧现象解读》从美学的角度阐发了诗僧出现的原因:老庄玄学与大乘佛学的契合为僧人与文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大规模的对话及对话与赋诗同步,直接导致了诗僧的出现。他还界定了僧诗与诗僧的概念,分析了东晋文人诗与僧诗话语的同一性和相似性。何锡光《慧远同隐士的交游和他的山水诗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和陈道贵的《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擅变》(《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5)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庐山僧人的山水诗文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王德华老师的《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分析了东晋文学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地域分布,并且分析了产生这种特点的原因。王老师在文章中指出:东晋后期主要是以庐山为中心的得阳地域“遁世”文学主题的兴盛。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线索,但因论文主题与篇幅所限,这一论题尚未充分展开。

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对居士佛教的源流及演变,有系统的加以说明;此外,在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严耀中《江南佛教史》、日本人木村英一《慧远研究》、荷兰人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等书中,对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发展、庐山教团及慧远的俗家追随者的状况,都有所论及,并有独到的看法。此均是本论文所参考的较重要的近人著作。

可见,虽然有些学者注意到了慧远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但是还没有系统的论述慧远的文学成就,更没有人系统的论述慧远营造的“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那么这种文化氛围是怎样形成的?慧远对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这种文化氛围对当时的士人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而笔者的论文就是想从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入手,探讨慧远为维护佛教所作的努力,以及在维护佛教的过程中如何营造了“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并且对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的诗文创作进行讨论,揭示慧远诗文的成就和以他为中心的庐山地域的诗文创作成就,探索这些诗文的创作特点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并探究其形成的原因。所以,首先本文介绍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从而探讨慧远对维护佛教所作的努力,并进一步揭示慧远是如何营造“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其次介绍慧远及其弟子的诗文创作情况,重点分析慧远及其弟子山水诗文的艺术特征和情感特征,总结出他们的山水诗歌对后世山水诗歌的影响;最后探讨“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与陶渊明、湛方生两位诗人的关系。第一章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遗世弃荣”文化氛围的形成本文是就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的诗文创作进行讨论,那么首先就要对“东晋末期”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张可礼先生《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将百余年东晋文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是从东晋建立前后到咸和中期,前后十几年;中期是从咸和中期到太元末年(396),前后约七十年;后期是从太元末年到东晋结束,前后二十多年。而王德华先生在她的《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一文中,仅从文学的角度考虑,结合东晋文学时间和空间的分布特点,把东晋末期界定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至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本文就是从王德华先生的文章当中得到启示,所以本文所讲的东晋末期是指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至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曾就十种佛教入华的传说进行考证,认为大抵均是附会之说,但东汉已有佛法传入,是为不争的事实。自此之后,佛教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到东晋时,佛教已经蓬勃发展,成为社会中一种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固有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佛教要想立足于中华大地,就必须设法调节这种矛盾,慧远,就是这样的一位应运而生的虔诚的博学的佛教徒。

晋武帝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八王之乱”,诸王自相残杀,人民饱受战乱与饥荒之苦,纷纷南下避难;北方的少数民族也趁机作乱,西晋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分崩离析。榔哪王司马睿在以王导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的簇拥下,渡过长江,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此时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之中,而南方则因东晋政权的苟且偷安,虽然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波涛汹涌、危机重重,但是社会在世家大族的把持下,比起北方来,尚算安定。虽然人民生活在战乱的阴影中,但世族文人的生活,却不太受到影响。这些随晋室南渡的北方世家,笼络江东的世族,继承正始玄风的清谈风气,以《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作为清谈的内容,于是,日渐盛行的佛教般若义学,也借此渗透到了士人的生活之中,推动了江南佛教义学的发展,慧远与以他为首的庐山教团,便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发展壮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