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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的诗文创作》第一

admin 未知 2016-09-28 白人岩网:http://www.bairenyan.com/

第一节东晋政治与佛教的发展

汤用彤先生把魏晋佛教兴盛的原因,归结为四点:第一、佛教之传播民间,报应而外,必亦藉方术以推进,此大法之所以兴起于魏晋。第二、佛法之兴得助于魏晋之清谈。第三、汉魏之后,西北戎狄杂居。西晋倾覆,胡人统治。外来之勤益以风行。第四、晋时佛教之兴盛,奠定基础,实由道安。①除汤先生提到的四点外,东晋皇帝的支持与名士的推进,也是东晋佛教兴盛的重要因素。东晋皇帝大多信佛,并且对佛教的义理有一定的兴趣,皇帝的崇信与支持,对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建塔造寺,支持译经等佛事,间接的鼓励了百姓出家,但是佛教在东晋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掌权者的不断变换,佛教亦随之起落。荷兰汉学家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从世家大族与当权者的活跃及权力的掠夺关系上,将东晋佛教发展,划分为下列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公元310325第二阶段段公元346373第三阶段恭帝公元419420

第一期的佛教受到士家大族及皇帝的支持,开始植根于社会最高层,这也是东南地区士大夫佛教的初创阶段。有帛尸梨密多罗、竺法深……等名僧。他们经常出入于世家大族之中,与诸多名士极其相契。但支持佛教的座亮死后,庚冰开始执政,而庚冰是反佛的,他提出沙门应该向王者致敬,却因尚书令何充等人的反对,使得这一主张未能实行,但沙门到底该不该礼敬王者这个问题事实上仍未获得解决,以致到东晋末年桓玄掌权时,又再被提出来讨论。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庚冰没有胜利,但是佛教还是消沉了一段时间。这是宫廷佛教的衰弱时期。康帝、穆帝两代,由于桓温、殷浩的北伐,清谈之风有所消歇,竺法深、支道林也相继归隐。然而,名僧的归隐也带动了名士清谈之风的移动,如王羲之、谢安等人曾聚集在会稽一代。由此可见名僧在当时的影响,也可看出佛教此时所具备的力量。

第二期的佛教的特点是玄学佛教兴盛,佛教在一开始依附玄学,僧人与名士谈玄,用佛理讲解玄学,用《老子》、《庄子》参悟佛理。

第三期,由于东晋社会的混乱,佛教教团日益庞杂,特别是部分僧尼干政,加速了佛教的世俗化,使得朝廷中“沙汰沙门”之声浪越来越高。只有庐山教团端整严肃的的风格,在当时的佛教界,显得超然自立,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股清流,为佛教的发展而不断努力着,赢得了名士的青睐,当权者的敬重,维护了佛教的独立地位。可见,东晋佛教的发展一开始就和当时的政治紧密联系,当权者对佛教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那么,东晋末期佛教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昵?孝武年间,佛教在东晋的宫廷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孝武帝登基时年仅十岁。直到公元376年,褚皇太后还充当着摄政者。而这个太后是支持佛教的,她曾在公元345年为尼①荷兰·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第1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姑僧建延兴寺;在公元365年召见以医术著称的于法开为皇帝治病:她还下令在都城建青园寺;当司马奕在公元370年被桓温废弃时,她还在佛屋烧香。孝武帝的王皇后(360380)有个法名叫“法慧”,可见也是崇信佛教的。而她的哥哥王恭在孝武帝时权势显赫,据说:()尤信佛道,凋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磋。临刑,犹诵佛经。而这位皇帝本身也笃信佛法。公元374年,竺道潜死时,孝武帝诏曰:深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平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方赖宣道,以济苍生,奄然迁化,用痛于怀,可脾钱十万,星驰骚送。②晋宁康三年(公元 375),孝武皇帝迁使征请(竺法义)出都讲说,晋太元五年(公元 380)卒于都,春秋七十有四。帝以钱十万,买新亭岗为墓,起塔三级,义弟子昙爽于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③晋孝武皇帝,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有招曰: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体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

竺法汰,以晋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招曰:汰法师道播八方,泽流后裔,奄尔丧逝,痛贯于怀。可脾钱十万,丧事所需随由备办。④晋孝武帝钦承风闻,要请(竺法旷)出京,事以师礼,止于长干寺。⑤晋孝武初,款请(支昙禽)出都,止建初寺。孝武从受五戒,敬以师礼。①

①唐·房玄龄《晋书》,第2186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巧7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⑧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17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④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19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⑤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肠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春正月(公元38123月间),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店内,引诸沙门以居之。③由此可见孝武帝对佛教的崇信,他不仅礼待名僧,而且还出钱建塔造寺,为名僧办丧事,并对僧人竺法旷、支昙禽敬以师礼。王室佛教在皇帝,后宫殡妃,甚至皇后,大臣的支持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巩固了其在东晋朝廷的地位。这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使得佛教向世俗化转变,加速了其堕落的步伐。

孝武帝的最后十年(既是公元385年之后),和安帝最初几年内,朝政完全由司马道子集团把持,而司马道子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如姆尼僧,尤为亲暖,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任,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③

公元389年,将军许荣上疏指摘朝政,用犀利的语言谴责了僧尼的行为:今台府局史、直卫武官及仆隶碑兄取母之姓者,本减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竟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无卫霍之才,而比方古人,为患一也。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其违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滥无罪,必天天命,其违三矣。盗者未必躬窃人财,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盗公行,其违四矣。在上化下,必信为本。昔年下书,救使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其违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④

①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49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唐·房玄龄《晋书》,第23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唐·房玄龄《晋书》,第173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唐·房玄龄《晋书》,第173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由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僧尼开始干预朝政,不遵佛戒,并且依仗权势“侵渔百姓,取财为惠”,成为一种威胁社会稳定的巨大力量。正是当权者的支持,给了佛教充足的发展空间,也是这种支持,让佛教畸形发展,使得反佛的声浪越来越高,在这些反佛的人中,桓玄的“沙汰众僧教”影响最大,他指责佛教说: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匾,名器为之秽默,避役镬于百里,通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狠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披此俱弊,实污风轨矣。①但是他又说“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由此我们可知,佛教僧众面临“沙汰”的危险,但是慧远和他的庐山教团却不在搜检之列。桓玄排佛,一方面是因为佛教徒的表现危害了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恐怕和孝武帝、司马道子信佛有关,桓玄在政治上的野心,使得他必须做出一些能整顿社会积弊的事情,从而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以便篡位。而当时京师佛教的发展,已经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引起了众多的反佛声浪,所以桓玄才会把“沙汰众僧教”作为其向王位进军的一项措施。

佛教在权势的笼罩之下畸形发展,佛教徒龙蛇混杂,佛门清规戒律得不到遵从,甚至出现了僧尼干政的现象,给自身招致了灾害,佛教面临着能不能在中国自由生存的问题,面临着佛教是否独立于王权的问题,在这重要的时刻,慧远和他领导的庐山教团为此做出了重要努力,维护了佛教的纯洁性,保护了佛教的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