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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与东晋末期庐山地域的诗文创作》第一

admin 未知 2016-09-28 白人岩网:http://www.bairenyan.com/

   慧远,是东晋后期佛教界的一位高僧,他本姓贾,雁门娄烦人。他“弱而好书,硅璋秀发,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但是慧远却并未因为如此而走上仕途,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但却因为“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而当时道安在太行恒山立寺,讲经说法,声闻显著,所以慧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从此和佛结下了深厚之缘。在听道安讲波若经之后,

①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十九《沙汰众僧教》,第1267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更是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砒耳’①便和弟弟慧持一起就道安出家。慧远“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正是这种精神,赢得了道安对他的赞赏:“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也赢得了同门师兄弟的推服。一直到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78年)别道安东下。②当时,道安被朱序所拘,不能得去,无奈“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行对弟子殷勤交待,却独对慧远一言不发,远于是跪下说:“独无训韵,馏非人例。”道安曰:“如公者,岂复相忧。”表现了对慧远的无比器重。慧远于是和弟子南下,本欲往罗浮山,后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③,便停留在“龙泉精舍”。后来在同门师弟慧永和地方官桓伊的帮助下建东林寺,从此在这里开始了他的佛教事业。慧远为什么选择庐山作为自己弘扬佛教事业的地点呢?是什么吸引他停留在此,并让他“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④呢?《高僧传》上讲是因为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庐山。据慧远的《庐山记》:山在江州浮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份,左扶彭蠢,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蠢。有匡续〔《水经·庐江水篇注》作“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于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确,即岩成馆,故时人感(《水经注》作“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雨之所撼,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确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转,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竟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之所罕经也。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岩,上有悬崖,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复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神验,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间,蔚然成林。计奉在人间近三百年,容状常如三十时,俄而升仙,绝迹于杏林。其北岭两岩之间,常悬流遥沾,激势相趣,百徐初中,云气映天,望之若山,有云雾焉。其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即以宫亭为号,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谓感化(缺)七岭同会于东,共成

①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Zn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此处据汤用彤考证:“远公东下,《高僧传》谓在秦建元九年,符王寇襄阳之时,但王寇襄阳时不在彼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1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④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21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峰鳄,其岩穷绝,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见人著沙弥服,凌云直上,既至,则踞其峰,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当时能文之士,咸为之异。又所止多奇,触象有异,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灭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出自于龙首也。南对高峰,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浮图,白鸥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东南有香炉山,孤峰独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氦氯若香烟,白云映其外,则炳然与众峰殊别。将雨,其下水气涌出如马车盖,此龙井之所吐。其左则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前似双阔,壁立千徐切,而瀑布流焉,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略举其异而已耳。①

由此可知,庐山险峻、幽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里有奇木、翠林,是青雀白猿的休息之所,是玄鸟蛰居的地方,而居住在这里的人则是受道于仙人的匡续,得道升仙的董奉以及身著沙弥服、凌云直上的得道者。可见慧远选择庐山一是因为庐山清静的环境,二是因为庐山自古就是得道之人的修行场所。而这两个原因又同时显现了慧远对佛教本身的热爱。他希冀自己能在这远离世俗的幽静环境中参透佛法,弘扬佛教教义,这就和第一节当中提到的建康的佛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依靠朝廷,依靠王室,依靠政治,另一个远离政治,走向幽静的山林。这个对比充分揭示了慧远的特立独行精神。他的师傅道安曾讲“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②,也强调了佛教的发展要依附于统治者,依附于政治,然而,慧远却选择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庐山,这就再一次说明了慧远的特立独行,也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精神维护了佛教的独立地位,使庐山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心。

慧远选择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庐山作为其修行的场所,他以“方外之宾”的身份,与名士、当权者交往。他以自身的博学文化赢得了名士的尊重,以独立自尊的人格,傲然于世的态度,众生平等的心胸,赢得了当权者的敬畏。殷仲堪在赴荆州时,到庐山拜望慧远,和远公讨论易体,称赞慧远“识信深明,实难为庶”③,礼敬之情溢于言表;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④;卢循据江洲城时,如山诣远,慧远因与卢循的父亲同为书生,见循则欣然叙旧,朝夕因问。有僧告诫慧远:“循为国寇,与之交厚,得不疑乎?”⑤慧远却说佛法中情无取舍,有识者能够明白,所以不足为灌。后宋武帝刘裕追讨卢循,左右言慧远

①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二《庐山记》,第177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1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③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1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④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1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⑥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16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曾与卢循交厚,宋武帝却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①还遣使齐书致敬,并赠送钱米。公元399年,桓玄征讨殷仲堪,夺取菊州。在他经过庐山之时,要求慧远出虎溪。慧远以病推辞,桓玄于是亲自入山。左右对桓玄说:“昔毁仲堪入山礼远,愿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没想到见了慧远,竟不自觉致敬。桓玄对僧人出家,以《孝经》之说法加以问难:“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答曰:“立身行道。”这个答案让桓玄暗自佩服,不敢再发难。桓玄于是又问慧远对征讨之意,事涉政治敏感,慧远先是不答。玄又再逼问:“何以见愿?”一定要慧远表态。慧远回答:“愿檀越安稳,使彼亦无他。”因此,桓玄出山后,谓左右曰:“实乃生所未见。’,②是慧远的学识征服了桓玄,也是慧远的人格气度,不畏强权,众生平等的心胸赢得了桓玄的敬佩与赞叹。

慧远的这种态度也和建康佛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康佛教为求得发展,依靠政治,依靠当权人物的支持,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其发展也变得畸形。而当僧尼靠近政治中心,干涉政治时,反对佛教的人就有了实际的把柄,佛教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了。但慧远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对政治的远离,他隐逸庐山,用“方外之宾”的身份对待世俗中人,用自身的才华理解、弘扬佛教教义,这样,佛教的发展便较少受到政治的冲击,从而获得独立的地位。所以当“沙汰众僧教”的声浪此起彼伏时,为了维护佛教的独立地位,慧远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首先,慧远拒绝出仕,拒绝依附政治,表达了自己对佛教的执著热爱。桓玄曾“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贻书聘说,劝令登仕”,桓玄说:夫至道缅邀,佛理幽深,岂是悠悠常徒所能习求?沙门去弃六亲之情,毁其形骸,口绝滋味,被揭带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务,百代之中,庶或有一仿佛之间;今世道士,虽外毁仪容,而心过俗人,所谓道俗之际,可谓学步邯郸,甸旬而归。先圣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黄泉下福,皆是管见,未体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远,可不三思。运不居人,忽然将老,可复追哉!聊赠至言,幸能纳之。任’桓玄之劝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佛理幽深”,不是“悠悠常徒”能够习求;二是沙门修行结果的不理想;三是沙门深受污染;四是依据儒家经典问难慧远修行的来世。但是慧远

①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16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第219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③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十九《与释慧远书劝罢道》,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却说:大道渊玄,其理幽深,街此高旨,实如来谈。然贫道出家,便是方外之宾,虽

未践古贤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饰好,落名求实。若使幽冥有在,故当不谢于俗人。外似不尽,内若断金,可谓见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带索枕石,华而不实,管见之人,不足羡矣。虽复养素山林,与树木何异?夫道在方寸,假练形为真,卞和号勃于荆山,患人不别故也。昔闻其名,今见其人。故庄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以此而寻,孰得久停?岂可不为将来作资!言学步邯郸者新无功,失其本质,故使邯郸人司旬而归,百代之中,有此一也,岂混同以通之?贫道已乖世务,形权于流俗,欲于其中化未化者,虽复沐浴踞傲,奈疑结何?一世之荣,剧若电光,聚则致离,何足贪哉!浅见之徒其惑哉!可谓下士闻道而大笑之,真可谓迷而不反也。贫道形不出人,才不应世,是故毁其陋质,

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远存大圣之制,岂舍其本怀,而酬高侮?贫道年与时颓,所患未痊,乃复曲垂光慰,感庆交至。檀越信心幽当,大法所寄,岂有一伤毁其本也?将非波旬试烧之言!辞拙寡闻,力酬高命,盖是不逆之怀耳。①慧远一一批驳了桓玄的论述:第一、虽然“大道渊玄”,但是有志者可以习求。第二、用“卞和号拗于荆山”的典故表达自己对佛门玉石混杂情况的痛心,并申明自己的志向。第三、用来世的永恒对抗现世的短暂。慧远以其谦让但又高傲的态度陈述了自己对佛教信仰的执着,批驳了桓玄的论述,显示了其献身佛教的决心,表达了自己出世的态度,也表达了他对佛教深刻的理解。其次,慧远对桓玄“沙汰众僧”提出中肯建议,并对桓玄提出的“沙门应礼敬王者”的论点进行反驳,强调沙门不敬王者,维护了佛教的独立地位。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三月桓玄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自为侍中、压相、录尚书事,不久又自称太尉,专断朝政。继而又要沙汰众僧(原因笔者在第一节中己经提及,不再赘述),桓玄认为只有三种人可以信佛:

①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答桓玄书》,第176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有伸述经语,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或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训作范,幸兼内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①但桓玄又加上一句:“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可见庐山佛教门风严肃。慧远也知道佛教到了必须整顿的时候,所以他在《与桓玄书论料简沙门》中说到:

佛教陵迟,秽杂日甚,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混然沦清,此所以夙宵叹惧,忘寝与食者也。见檀越澄清诸道人教,实应其本心。夫径以渭分,则清浊殊流;枉以直正,则不仁自远。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援令饰伪取容者,自绝于假通之路,信道怀真者,无复有负俗之嫌,如此则道世交兴,三宝复隆于兹矣。贫道所以寄命江南,欲托有道以存,至业之隆替,实由乎人。植檀越当年,则是贫道中兴之运,幽情所托,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后书疏,辄以凭寄为先,每寻告慰,眷怀不忘,但恐年与时乖,不尽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婚白数条如别疏。经教所开,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三科诚异,皆以律行为本。檀越近制,是大同于此,是所不疑。或有兴福之人,内不毁禁,而迹非阿练若者。或多诵经,讽咏不绝,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年已宿长,虽无三科可记,而体性贞正,不犯人非者,凡如此辈,皆是所疑。今寻檀越所遣之例,不堪问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宁,故以别白。夫形迹易察,而真伪难辩,自非远鉴,得之信难。若是都邑沙门经檀越视听者,固无所疑。若边局远司,识不及远,则未达教旨,或因符命,滥及善人,此最其深忧。若所在执法之官,意所未详,又时无宿望沙门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经高鉴者,则于理为弘,想檀越神虑,已得之于心,直是贫道常近之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门,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弃俗入道,求作沙门,推例寻意,似不塞其清涂,然要须语定,使洗心向味者,无复自疑之情。昔外国诸王,多参怀圣典,亦有因时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来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复略叙所闻。②

①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十九《沙汰众僧教》,第1267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与桓玄书论料简沙门》,第176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可以看到,慧远对佛教龙蛇混杂的情况也甚为忧心,所以原则上他是同意桓玄料简沙门的举动的,但是又担心桓玄沙汰所涉及的面积过大,限制了佛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提出了自己认为应该沙汰的僧众,应该保留的僧众,这一举措得到了桓玄的赞成,因而保全了大部分遵守清规的僧众。这样就维护了佛教的正常发展。由慧远和桓玄论料简沙门,可以看出慧远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不久,桓玄又提出“沙门应礼敬王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庚冰掌权时曾提出来过,但在何充等人的反对下不了了之,如今桓玄重提自是为了巩固王者的地位。他先下书“八座’,①,陈述自己的见解,在反复问难之后,他固执己见,又下书慧远,征求慧远的意见,并附上他与“八座”之书。这里仍可看出慧远在佛教中的地位,也可看出慧远在社会中享有的声誉。“沙门应敬王者”的提出,意味着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礼教秩序之间矛盾的暴露,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佛教在中国的独立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当桓玄把礼敬问题摆到慧远面前时,慧远深切的感到:“若一旦行此,佛教长沦。如来大法,于兹泯灭。”佛教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于笃信佛法的慧远来说,他会尽全力与桓玄抗争的。桓玄的论点在于沙门“不宜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所以慧远在其《答桓玄书》②曰:若推其本,以寻其源,咸享气于两仪,受形于父母,则以生生通运之道为弘,资存日用之理为大,故不宜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据,贫道亦不异于高怀。他首先肯定了桓玄的论点,但是接着就讲到这一情况在沙门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匀}},彰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凛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沈流,

①东晋时称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部尚书、尚书左、右仆射、尚书令为“八座”

②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答桓玄书》,第176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闭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慧远以为佛教徒有“处俗弘教”和“出家修道”两种,“处俗弘教”当然应该遵循桓玄所说的世俗礼教,但“出家则是方外之宾”,“变俗以达其道,不得与世典同礼”所以“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网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并且,“装装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这样就驳倒了桓玄的论点。据《高僧传》本传载,桓一玄“睹远辞旨,赵超未决。有倾,玄篡位,即下书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测,推奉主之情,故兴其敬。今事既在己,宜尽谦光,诸道人勿复致礼。,”可知,桓玄最后还是听从了慧远的意见,但是桓玄的着眼点却是在佛教的“奉主之情”上,而不是在于尊重佛教本身,所以,慧远觉得有关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问题,在理论上有彻底澄清的必要,因此他写下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专门论述了沙门不敬王者的理由,为后世佛学对抗世俗礼教奠定了基础。

从桓玄劝慧远出仕失败,到沙门礼敬王者论述的失败,可以看出慧远对佛教信仰的坚定追求,以及他为佛教独立所作的努力,同时,这些努力也进一步奠定了慧远在当时佛教中的地位。慧远不仅把维护佛教独立看作是自己的使命,更是把弘扬佛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他曾在庐山“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迎余化,龄斯复兴”,于是追随他的僧侣与士人越来越多。并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与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人,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刘遗民还为此次活动撰写文章《庐山精舍誓文》,文章如下: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推斯一会之众。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仰思伙济者也。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谋,而金心西境,”尸篇开信,亮情天发,乃机象通于寝梦,欣欢百于子来,于是灵图表晖,景件神造,功由理谐,事非人运,兹实天启其诚,冥运来萃者矣,可不克心重精叠思,以凝其虑哉?然其景绩参差,功德不一,虽晨祈云同,夕归彼隔,即我师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香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极,誓兹同人,俱游绝域,其有惊出绝伦,首登神界,则无独善于云娇,望兼全于幽谷,先进之与援升,勉思汇征之道,然复妙观大仪,启心贞照,识以悟新,形由化革,籍扶容于中流,荫琼柯以永言,标云衣于八极,泛香风以穷年,体忘安而弥穆,心超乐以自‘}台,临三涂而缅谢,傲天宫而长辞,绍众灵以继轨,指太息以为期,究兹道也,岂不弘哉!①由文章可以看出此次活动是慧远组织发起的;参加的人都是“息心贞信之士”,共有一百二十三人;活动的目的是共誓念佛,共期西方。这次活动参加人数之众,目的之明确,说明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教团正式形成。这样的活动形式一方面表明了参加者对佛教信仰坚定追求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向外界证明了庐山教团的性质,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弘扬了佛教教义。除此之外,慧远有感于佛教律藏残缺,于是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他请僧伽提婆重译阿毗昙经及三法度论;和鸡摩罗什遣书通好,并询问心中疑惑,这些书信后来被编为“大乘大义章”;他接纳佛驮跋陀罗,请他译出禅数诸经,为晋宋之际的译经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在慧远的努力下,庐山教团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成为一个超然于世外的和平的独立场所,他们一心向佛,断绝了和世俗的纠缠。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慧远特立独行的精神,自身风格朗健,戒律森严,对佛教信仰的执着追求,赢得了沙门中人的尊重,以致追随他的僧众越来越多;他致力于佛教的建设,注重译经事业,弘扬了佛法;他以博学的文化知识赢得了士人与当权者的敬重;他坚持“方外之宾”的身份,众生平等的信念,不参与世俗之事的思想,营造了庐山特有的“遗世弃荣”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有才华的隐士。据《高僧传》本传载:“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这些人都是博览众书,对儒道多所涉猎,在当时颇有声望的人:周续之:“年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

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j。既而闲居读《老》门释慧远。”②……居学数年,通五《易》,入庐山事沙宗炳:“居丧过礼,为乡间所称。……善琴书,精于言理。”③

①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二《庐山精舍誓文》,第153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南朝梁·沈约《宋书》,第2280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南朝梁·沈约《宋书》,第227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雷次宗:“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他们多重视礼法,具备儒家传统德行。但是他们却并未按照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而扬名于天下,反而选择“依远游止”:周续之:读老、易“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②宗炳:“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

交世务。”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东晋是一个门阀世族交替掌权的政权朝代,王权衰落不堪,“统治阶层中的较高职位都被大的世族集团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生涯不会给贫穷和相对不重要的士大夫成员带来更好的前景,对于他们来说上层社会的大门始终是关闭的”⑤。更何况东晋末期统治者内部之间争权夺利,战争不断,使得人们朝不保夕的感觉更加强烈,所以他们便把目光投向很快便成为学术和文化中心的寺院,而慧远当时所经营的庐山教团便是这样一个场所。同时由于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他们的加入也进一步提高了庐山教团的地位,扩大了庐山“遗世弃荣”文化氛围的影响。

①南朝梁·沈约《宋书》,第2292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南朝梁·沈约《宋书》,第22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南朝梁·沈约《宋书》,第227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南朝梁·沈约《宋书》,第2292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⑥荷兰·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第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