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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山西民俗的区域特色

admin 未知 2016-10-11 白人岩网:http://www.bairenyan.com/
第二节 黄土地:山西民俗的区域特色
    黄河与天地不息,
    走遍中原还气力。
    日月东西有落时,
    黄河万古无停刻。
    (清)梁佩兰
    黄河是中国人的伟大图腾,古老的黄土地是华夏文明的太阳,是中国文化的圣地。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有源有流,仪态万千。它有着硕大的包容性和极强的生命力,尤如黄河一样,生生不息,与日月同辉。然而,地域性文化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我们透过历史的望远镜可以看到,东西南北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从密到疏那极不均匀的人口分布,受异国情调和不同民族的影响不同,由此而形成的经济优势和自然优势的巨大差异,直接造成了不同区域间人们那各有千秋的传统习惯,民情风俗和性格心理,“百里异习,千里殊俗”。
    从茫茫的内蒙古草原到山青水秀的江南水乡,不同的自然条件使两地人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呈现出通然不同的风格,一个犹如游牧文明中保悍的小伙子,另一个则是农耕条件下温柔的姑娘。
    的确,以食肉为主的北方民族同食粮食为主的农耕民族在民情风俗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靠近赤道的地区,在炎热的气候下,人体发育成熟较早,妇女早婚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特点,俄罗斯人喜欢喝酒,可以从寒冷的气候中寻找一些原因。
    小脚女人,中国妇女之缠足,这曾是许多人对传统中国妇女的关注焦点,但是生活在南方水田里的劳动妇女并不缠足,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南方的许多地区,妇女是田里的主要耕作者。
    居住在白云下深山中的山民也许比交通较发达的平原地区的人更多一些忠厚与朴实。
    古人云:“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这就形象地说明了环境不同民俗也不同。梁启超把我国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不同习俗特点归结为:“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国南北方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人的身高体重及外貌特征上,在语言、性格、饮食习惯、服饰、建筑风格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林语堂把中国分为“粗犷豪放的北方”和“温柔和婉的南方”。他以为:尽管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被共同的主干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实际上,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并不亚于南欧地中海人和北欧日尔曼人的差别。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体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喜爱文学,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中国人》)显然这是很有见地的概括。
    黄河流域,是一部硕大的史书,它记载了一部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那一处处遗址,就是文明发展的丰碑。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地带,南部沿黄河一线和汾河谷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之地,这里有长达几千年之久的文化积累,古迹遍地,每处古迹似乎都在向世人诉说一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和悲壮的命运。
    大河往往是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早在太荒时代,就响起了人类远祖蹒跚学步的足音,在山西最南端“大禹治水”的遗迹表明,早在六千年前黄河流域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史籍所载的有关“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以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百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传说便发生在山西南部。在晋南的农村,昔日的河东大地至今还有不少关于大禹治水、尧和后稷的民俗。无疑,这是一笔巨大的人文资源。
    山西,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很多时候,他曾经是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从唐太宗到司马光,从威武雄壮的关云长到哀婉动人的西厢记故里,这片黄土地上人杰辈出。然而,伟大的汉唐之后,随着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心移向东南,山西便开始落伍了。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社区封闭,各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受到时空的限制,风俗与价值倾向呈现出一种严重的沉淀与凝固性,人们的心理、精神与行为被牢牢地锁在历史的山谷之中。
    如同今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近临东南亚,面向海洋文明一样,丝绸之路也曾是古代中国面向世界进行沟通、交往与接触的欧亚大通道。大西北也曾通过与西域与地中海的交往而丰富了自己的文明。但是,山西自丝绸之路中断以后,长期远离国际交往的中心,孤宿一隅,无法直接与异质文化相接触,这样,民俗文化的变化与更新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使他的民俗风情更具传统意蕴。
    “大河不废梦廖廓。”黄土地上的民俗有着属于自己的神韵,自己的特色。
 
    一、尚节俭,善积蓄
    与汉民族一样,山西民俗的主干部分无论就其形式而论还是以其内容来看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的联系。汉民族的民俗风尚是以农业社会特有的经验为基石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流动性小,社会交往不发达,“树之谷,艺之麻,养有性,出有车,无求于人。”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安居乐业”、“宁死不迁”、“知足常乐”,重家庭,重伦理的民俗价值,而聚贮财物,沉淀货币,省吃俭用。崇尚节俭也就成了消费民俗中的核心价值。
    崇尚节俭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汉民族的普遍习俗,但在山西却表现得特别突出。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降雨量少,多山而且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植被较差,自然灾害频繁,是一个较为贫穷的省份。当开源的努力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而无法施展的时候,节流便成了人们自然的选择。节俭是贫穷的伴生物,是对付贫穷的消极办法。正如史籍所载:由于“地瘠则民劳而贫,自三帝三王以来,勤俭之俗未尝改过”,“河东地瘠民贫,风俗勤俭,”(《山西通志》)“晋有唐虞之遗风,其俗节财而俭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节俭的基础上,山西人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储蓄风俗,“山西人善积蓄,家有窖藏,”这些节俭与储蓄意识,并非局限于家乡僻壤,在太原、大同、临汾、上党等昔日的通都大邑也复如此。重要的是节俭,特别是储蓄民俗创造了一种土壤,一种氛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山西人发展起了他们曾经独领风骚于中国大地的金融意识,并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做起了金融生意,发明了票号,并使它独行于明清时代。
    作为一种传统与习俗,节俭与储蓄的习惯至今仍然支配着山西人的消费心理与行为,目前山西人的人均收入位居全国的下游之列,但人均储蓄却位居前列。山西人节俭与储蓄的习俗在大量的地方志中都有广泛的记载。
    节俭之风气在儒家传统中虽然发展较晚,但后来却一直为中国人所推崇。无论是贫寒之家还是朱门大户,在许多家训格言中都指出这是一种美德,历代皇帝不管自己是否节俭,但都须示天下以勤俭,勤俭为本这是每个好家庭的必备风习,诸如“勤俭持盈久,谦恭受益多,”在农民的头脑中尤如上帝的格言。
    从本质上说,匮乏经济是小农经济的特征,崇俭则是匮乏经济的观念反映,它与本末观、义利观互有联系,维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财富占有和生活消费的封建等级标准和秩序。它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二、“中国的犹太人”
    我们说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是指其善于经商和金融计算的习俗而言的。
    人们戏言,美国人的钱包都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民族历来以善于经营,精于计算而著称于世。
    在浓厚的勤俭储蓄风尚中,山西人历来巧于经商,精于计算,这种风尚诱导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票庄票号的产生,在明清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山西人几乎完全掌握了中国金融业的霸权。19世纪70年代一位欧洲旅行家到中国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几乎对中国每一个省的人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中国的犹太人”,是这位欧洲旅行家对山西人经商气质的评价。他认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业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和智能劳动是该省唯一输出的产品。”“在所有的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倾象最发达的要属山西人。”(沙莲番主编:《中国国民性》)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中国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曾获“奥斯卡”大奖提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就是当年执山西金融与商业之牛耳的祁县乔家大院。使乔家大院出名的不是这部电影,使乔家声名远播的,也不是因其中了状元,出了阁老,而是出了拥有近代商业连锁店的“复盛公”,具有现代金融机构特征的票号钱庄,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旅蒙商。”
    这些二百多年前的银行家和“国际倒爷”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的华人街远比美洲的唐人街历史更为悠久,许多中国货从这里进入中欧和西欧,他们骑着马、拉着骆驼,推着蒙古人的“勒勒车”,跨过戈壁沙漠和草原,走向欧洲的这条商路,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座亚欧大陆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
    今天的国际“倒爷”们也正是在这条商路上来回穿梭充实自己腰包的,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已换上了特别快车。
    当年山西商人的崛起,与康熙三四十年开放海禁,以及嘉庆之后“移民实边”这样一次封建社会崩溃前的开放和开发大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山西票号和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就连发达的“吴越诸郡,察其市肆贸迂,多是晋省之人。”(《清圣祖实录》)且其触角已伸到了莫斯科和日本的东京。到了晚清,以祁县、太谷和平遥为代表的山西经商之风已达极盛。这里我们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徐沟县:“贫者皆习逐本”。平鲁县“人多逐本,不思敦本。”太谷县“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持行商为生。”盂县“服商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
    经商风气之盛在商业人口的比例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在宣统年间,文水县从事商业的人口已占27%。保德县也达21%。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近代山西商业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应在 25%以上。(行龙:《山西近代人口问题初探》)当然,这个比例中有许多人和户是兼营商业,或从商而兼营农业。有些地方的商业人口比例还要高一些。如榆次“服商贾者十之三四。”平定“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十之五六。”
    经商之风最甚的晋中一带,追逐商业利润已经形成一种风气,甚至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念,雍正时人们说:“山西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朱批御旨》)光绪年间晋中一带都送子弟去经商,而不是去“读书做官”,金钱向权力发起挑战,当时广泛流行的“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民谚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无商不富,这是中国的真理。山西的许多巨富、豪富都是经商起家的。山西商人究竟有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清朝国库空虚,咸丰皇帝在收到山西票号商人的大量捐款和借款之后才度过了危机,皇帝向财主借款,这种稀罕事也说明了山西富商的经济实力。这些巨富几乎都集中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太谷、祁县、介休和平遥等县。让我们略举一二。清末光绪年间介休侯氏的个人资产高达 800万两白银,可以说是山西商人的首富,太谷曹家财产有六七百万两,祁县乔家、渠家也都在三五百万两之上。(徐珂:《清稗类钞》)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比较,仅这几户山西商人拿出他们的个人财产,便可还付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英国交付的全部赔款。
    经商带来的巨大财富导致了生活方式及民俗的某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质朴、勤俭、呆板的民风加入了一些新的色彩。
    如,曲沃一改传统民俗,开始“重迁徙,服商贾、颇好神而喜讼,而竟利好斗”。
    汾州,由于“商贾云集,民物浩穰”,使得“俗多侈靡,讼狱滋烦。”
    汾阳,这个明代贵族聚集之地,更是“多商贾,喜华靡,世禄者众,知礼者鲜。”
    太谷,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金融中心。由于商业与金融业的繁荣,流入了滚滚财富,使这个小小的县城风貌一改历史上的沉寂而达到了空前的繁华。我们无法描绘当时的情景,但直到本世纪20、30年代,人们仍然看到太谷的居民所具有的大都市风采,他们的形象都极为端正,特别是那些女子,美丽而优雅,仪态十分迷人。居民的服饰华丽而不俗,在隐约之中,人们尽可以看到这里昔日的辉煌。(《山西历史缉览》)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太谷、祁县和平遥等地看到许多古堡式的高大建筑,深宅大院之内肯定深藏着许多或悲、或喜、哀婉动人的故事。这些昔日车水马龙,豪华阔绰的住宅,在葱绿的田野环抱之下,呈现出中国古典式的田园风光。多少年过去了,既便是在今天,与富裕起来的农民刚落成的现代建筑相比,它的气度与风韵也毫不逊色。
    山西的商人,那些富商巨贾和票号财东发迹之初都是由创始人靠肩挑小担货郎鼓,或是小本经营杂货铺起家的。且不说他们那抛妻别子十几年不得回家的艰辛,严格的禁欲习俗和无子不为大的价值观念也是值得重视的。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总结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时,特别推崇了新教伦理中忘我的工作以聚收财富,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生活,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过去与现代所缺乏的,正是与小农习俗完全不同的商业精神。山西商人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对财富的追求以及类似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风习所体现出的商业民俗价值,都是极为宝贵的。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商业不发达,商人为官宦所不齿,无论是自然交易中“市”的习俗,还是交换媒介中“商”的习俗,都是农业社会“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的风俗所不容。传统民俗相信:“男子不远游,女子不交易”,不仅重信义甚于重利,重情感甚于重利,重信用也甚于重利。统治者更认为经商做买卖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廉耻沦丧。竞争更是人所不能为的,一条小溪无法改变河流的颜色。
    所以,山西人的商业精神对于传统风俗的冲击和影响不能评价过高。
    三、封闭与保守
    如果说,在古代中国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孤立和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封闭与保守的特点。那么,相对于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山西尤是这样。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北部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面以黄河、中条山脉与河南交界,西面奔腾在1000多里长的晋陕大峡谷中的黄河,象一把利刃把黄土高原拦腰截断,一面是陕西,一面是山西,东面越过重峦迭障,连绵不断的太行山是河北。
    显然,这样的自然环境使得山西与中原地区比较形成了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作为一种背景,一种人们活动的舞台,地理环境无疑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风俗习惯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因素。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孤立阻碍着异质民俗文化的进入,因而,处于孤立状态的民俗变化较小,惯性较大。这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很有可能使山西形成了一种较有自己特色的风俗文化,使其他地方的人感到山西人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相对的封闭产生了一种很重要的副产品,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山西人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我们”的意识颇为浓厚,这种社区归属感突出了地缘关系的价值。比如,山西商人内圈之中很少有外人,尽管他们远涉千万里,总是在外面事业有成,但其总的特点却是“不扉眷,不娶外妇,不入外藉,不置外面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宝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远在内外蒙古雇佣成千上万外地人的大型票庄和商号如大盛魁、复盛公等等,凡拥有股权的重要经营者均是清一色的故乡人。多山导致的交通不便也严重阻碍了山西人广泛的社会交往。山西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就有十几种方言同时存在,不仅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一座山,一条河流的两边,人们的语言、风俗就有很大的不同,雁北与晋南,不足几百里,但二者在语言风俗上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差异,宛如一个在北方,另一个在南方。
    显然,这是长期以来社区的相互封闭,缺乏交往,风俗文化的传播与流动速度较慢的结果。
    社会交往的不足很容易养成封闭与保守的社会心理。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了山西人“山重水复,交通不便,各重保守,各执成见,自成风气”。山西商人早年所表现出的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商业精神,为什么后来衰退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人所经营的商业、金融业、“经验多而学术少,具有保守之性质,不能彼此联合”,失去了创始人的进取精神。在近现代历史条件下,“不知派子弟留学商业专门,专搏徒弟制,略知酒扫应对,不能通世界之言。”当大量的西方式银行与商业机构纷纷建立,商业、贸易与金融中心转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此消彼长,山西的商业、金融业无法适应这种形势的巨大变化,因而逐渐趋于衰落。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有易于分裂势力的存在,在交通与信息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中更是如此。阎锡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点割据地方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种环境也促使了加强行政控制的倾象。在清王朝和阎锡山统治时期,行政权力对人民的控制十分严密。清朝近 300年间,山西一直没有发生具有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军北伐时,所到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当地居民无不揭竿而起,应者甚众,而在山西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北伐军从陕西渡黄河入山西,横穿山西后又经太行山入河北,山西人对此响应者寥寥,无波也无澜。所以说,长期而又严密的行政控制也在外部条件上加强了山西人封闭与保守的心理。
    作为一种结果,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山西民俗的特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这就是:他们也许不善言辞,但却精于计算,善于在计算的层次上从事微观经营,在这点上山西人不愧是“中国的犹太人。”
    大上海,这个昔日远东第一大都会,曾经执中国经济之牛耳,有过近半个世纪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昨天的“南蛮之地”小广东却以它火箭般突进的经济实力向上海人发起挑战,90年代伊始,上海人突然发现自己落伍了,感到自己是精明但不聪明。开始重振雄风。山西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商业意识和经营才华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与一百多年前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做买卖相对应的,今天活跃于黄土高原上的众多买卖人中,更多的是江苏、安徽、四川以及浙江的温州人。
    今日的山西人更需要重振雄风。
    山西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够活泼外露而很内向,心理相对封闭,但有一种内在的韧性。此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易冲动却很能吃苦。朴实节俭,富于积蓄心理。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也为山西人抹上了一层浓浓的乡情。
     四、具有活力的“种族”
    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近亲繁殖会造成人的退化,同一种族长期的通婚也会造成人种的衰退。相反,不同血缘,不同民族,跨地区的婚姻结合都会增强种族的活力。
    在中国的北方,特别是沿长城一线——这条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活动区域的分界线附近的广大区域,是汉民族同北方少数民族交往、交流、杂居与通婚的主要区域。生活在这里的汉族人很大一部分都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后代。山西,由于历史上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因而,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正是具有活力的种族。
    我们说,山西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山西人所保留的汉文化与汉族血统较多,这一点在晋南一带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历史上它却地处中原王朝的边陲,历来都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最为频繁的地方。一方面,山西是中原正朝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我们今天仍可在宁武一带看到著名的杨家将血染沙场的遗址。山西各地,从大同的云岗石窟到散于各地的碑文墓冢,到处可见鲜卑族的印记,中国沿长城一线著名的关口,在山西境内即有偏关、杀虎口、平型关、雁门关、娘子关等等。少数民族侵入中原王朝,常常要先占领山西,并以此为基地居高临下,纵马南下。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不时地、有组织地让一批又一批的北方草原民族定居于山西境内。那些如苍鹰一般飞翔在北方草原和山西境内的二三十个少数民族,经过几百年后,到了明清时期居然完全不见其踪影,他们究竟那里去了呢?显然,是同当地的汉人融合在一起了。
    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融合力是举世无双的。在今天,山西各地有关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典型特征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如果我们对浩瀚的史籍进行搜索,在偏僻的山村中进行观察,仍然可以发现,山西人中有不少汉族与少数民族混血的后代,山西的许多民俗都保留有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痕迹,或者说是变异后的习俗。
 本世纪30年代日本人类学者发现山西的儿童及成人有不少蓝眼睛,白皮肤,浅色头发的人,有些地方的儿童齿列异常,门齿多,这种现象在北部的繁峙、代县、崞县等地非常突出。(《山西历史辑览》)从人类学角度看,这无疑是汉族与非黄种人通婚的遗传后果。
    在民俗之中,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尚武精神和习武风气。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汉族的民族性格中有温柔敦厚的一面,重文轻武,士大夫们崇柔尚儒,重文雅,对诗文、绘画、书法及花鸟虫鱼的偏爱便是例证,即便是带兵的武官也有不少人羡慕文职、附庸风雅。民间谚语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足见风气之轻武。
    中国曾产生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士”的阶层,却从来也没有产生如欧洲的骑上、日本的武士阶层。如果说中世纪欧洲的美满爱情是骑士加美女的话,那么,中国人则更喜欢才子佳人私定终身于后花园。薄武崇文是汉民族传统风格的主要价值倾象。
    然而,受北方充满活力的尚武精神影响,山西的民俗中并不缺乏尚武精神。由于“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住者,以文武兼资焉”。(《隋书》)且不说骑在马背上建立唐朝的李世民起兵于山西太原,早在隋唐时期山西就“人性强悍,习于戒马”。“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并就是山西,这种习俗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未见衰退,特别是山西北部的民俗更是如此。让我们试举几例:
    代县:“代北之人武”。
    偏关:“习兵好射,尚朴无文”。
    应州:“俗尚武艺”。
    大同;“俗尚武艺,风声气息,自昔而然”。
    宁武:“性愚鲁,尚骑射。”“少礼习兵好射”。
    朔平:“风气刚劲,人尚勇敢”。
    平鲁:“习尚勇敢”。
    苛岚:“尚骑射”。
    此外,很多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除了与汉族风俗融合之外,还留有明显的痕迹。如岚县在晚清时还存有“魏民旧俗,以正月十五夜为打族戏,能中者,即时赏帛”。
    在偏关,当地早嫁习俗颇浓。“女子年十四、五有抱子者,然皆不省纺织,瑕辄于户外,籍草跌坐,且夏间多有著半壁露乳者,或竟裸体相向,聒不为怪,岂蒙古旧习使然欤。”
    在朔州,有许多人“慷慨轻生,刚毅任侠,信鬼好祈,犹不免西晋之故俗也。”
    在忻州,有些地名至今保有少数民族风格,如“北金山乡十都,有东呼延都,南延都,可见北朝民族同化。”
    在阳城,“乡村新婚俭啬褊急,有过于纤手缝裳者,其魏风犹在欤”。
    穿衣是民俗的一个重要方面。30年代日本学者在晋南山区之中发现有许多人穿衣服实行左袄,也就是穿带左大襟的衣服,而且大部分是中年妇女。这种穿衣方式显然不是汉人风俗,妇女着衣左衽在西方妇女中是很流行的,拨发左衽也是古来西域人的风俗,如蜀国的长水校尉廖立,在西域听到诸葛亮的死讯后,哀叹道:“吾终为左衽。”唐代高昌国的木乃伊也几乎全部是左衽。有的学者不仅在河南开封发现了真正的犹太人,也认为左衽妇女大多西域人的后代。
    摔跤是典型的蒙古人的习俗,蒙古人喜欢摔跤,在那达慕等节日中是必不可少的,颇有一些古罗马人的遗风,在鄂博祭日正式举行,届时小伙子们穿短在或袒身舞步入场,角力相斗,此风盛行于大漠南北。
    在汉族的风俗中,摔跤并不多见,特别是山西的历史上并未见有摔跤的记载。但独在忻州一带摔跤盛行已成风俗。据传此地摔跤始于南宋,当时的山西正是由少数民族所统治,元代以后摔跤赛以一只肥羊做奖品,当地人称之为“挠羊赛。”忻州人摔跤始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南宋,俗于蒙古人的元代,特别是以一只肥羊做为奖品,显然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色彩。
    此外,在山西的一些山区,有些婚俗极富北方游牧民族色彩,如陵川县“婚之弊俗最坏者,为山村中间弟收嫂,兄收弟妇者。”新绛县又有“其兄死后,弟又娶兄妇者,谓之‘接交’”。这种习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所至,但绝非汉族习俗。汉族受儒家伦理影响,对叔嫂通婚是最为禁忌的。而“兄死,弟可妻其寡嫂”之俗在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即所谓胡俗当中,正是其风俗特点。在蒙古人习俗中,“寡嫠之妇,叔可使嫂治床,伯可使娣当夕。”所以,山西这一习俗,当属胡俗无异。
    林语堂是这样描述中国北方的民族融合的。“人种混合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现代北方人的语音和体格上。他们的语调有了变化,轻辅音也变成了浊辅音,身高增加,并有一种快乐质朴的幽默感。这正是这种与外来血统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族能够生存下来。”